辛普森是全美最有名的橄榄球明星，因涉嫌杀死前妻及其男友而被拘捕（现已被判无罪，但超过60％的美国白人和10％的黑人认为他有罪）。在法庭审讯时，控方和辩方向陪审团描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辛普森。在控方的眼里，那是一个脾气暴躁、经常酗酒、满嘴脏话，多年来使自己的妻子处于恐怖之中的家伙。而辩方却努力向法庭证明这个生长在穷人区里，自小聪明伶俐，克服了人们难以想象的困难的球星和电影明星如何彬彬有礼、受人爱戴。

这事听起来有点儿玄，但也不必吃惊，这事若放在中国，撇开法律不论，单从道德层面上来说，也是很容易说清楚的。

《世说新语》载：有一次华歆和王朗同乘一条船避难，途中有个人要上船，华歆不同意带他。王朗对华歆说，我们的船还比较宽，为什么不能带他一起走呢？华歆理屈，遂让那人上船。船行一段后，敌人追上来了，王朗一看情势紧急，觉得船上人多太显眼，船也行得慢，便向华歆提出，叫那人下船。华歆说，当初我不同意带他上船，就是考虑到了这种情况。现在我们既然已经收留了人家，怎么可以到了危急的关头，又把他扔掉呢？王朗也觉词穷。于是带了那个人，一同避过了敌人。

你说华歆和王朗谁好谁坏？说华歆好，有道理，因为他反对在危急关头把别人丢掉，可是当初反对收留人家的也是他。说王郎好，当然不错，当初正是王朗主张收留那人的，可是一到紧急关头，他就要把人轰走，这样的人又怎么能说是好人呢？

中国道德文化历来讲究“善始善终”，大概理出于此。没有一个好的开头，恐怕也难求一个完美的结局；可是有了好的开头不能坚持到底甚至将结局弄得非常糟，即便开头再好又有什么意义？

回头来看辛普森。他生长在旧金山穷人区里，后来成了全美最有名的橄榄球明星，从而受到万众瞩目，这些都不假。但他后来所做的那些事不会因为他的这个过去就可以一笔抹煞。他忘记了自己也曾是个苦孩子，忘记了他为取得今天的成功所付出的那许多艰辛。逆境和磨难没能击倒他，却在繁华细软中坏了品性。他是一个典型的受得了穷却受不了富贵的人。一个前后不一致的辛普森，暴露了人们身上残存的劣根性，说明人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完善。人的美德不仅表现为战胜不幸和不公平的命运，而且还表现在对待幸运的态度上。

善始善终，从另一面来说，就是真诚不二的人格。古时中国的君子们崇尚“慎独”，说“莫见于隐，莫显于微”，意思是君子在没有人的时候也不做坏事。孟德斯鸠也说过类似的话：衡量人的真正品德，是看他在知道没有人会发觉的时候做些什么。当辛普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地位后，头上像是罩了一层五彩的光环，人们很难看到他背后阴晦的一面。他也竭力在公众面前打扮自己，以便充当公众敬慕的英雄。但这只是他公开的面貌，他还有另一副面貌，这副面貌隐蔽而更接近于真实，辛普森就是以这另一副面貌面对他的前妻的。那些在公众面前扮演着教化者，转过身去却成为私欲的狂热追逐者，表现出了典型的“两面人格”。道德建构的尴尬和艰难也就在于此。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好看到《中国青年报》上登载的一篇报告文学《权力的祭坛》，且抄录其中几段：

“在部队，卿文才积极肯干，乐于助人。每次探家，他所在的部队都要接到几封表扬信，说卿‘出差两千里，好事做了一车厢’。两年的努力没有白费，他最终被树为全团的学雷锋标兵。

“年仅36岁的卿文才作为一颗政界新星在简阳冉冉升起，这绝对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到手握140万人的城市开发、城建、国土等方面大权的副市长，卿文才只用了13年的时间。

“在手握重权以后，卿文才最爱去逛夜总会，在扑朔迷离的灯光和温柔萦回的音乐中，他渐次找到了梦寐以求的那种感觉……“当见过大世面的检察官们搜查卿文才办公室的时候，竟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桌上、椅上、文件柜里、抽屉里、书里、公文里到处都是胡乱丢着的人民币、美元、港币、债券（共折合人民币43万元）……“一段坡度很大的石阶前，一个脸带病容的中年妇女扛着一袋大米，艰难地往上爬。她真的太孱弱了，爬两级，放一下袋子，再爬两级，再放一下袋子。没有人帮她。她就是卿文才的妻子。”

这就是不能“善始善终”的代价啊！难道卿文才在登上副市长的宝座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最终落了个身败名裂殃及妻小的可耻下场吗？显然不是。由此可见，一旦攀上人生的峰峦，要抵住诱惑、守住心防，要做到善始善终，就必须不断增强道德修养，永葆进取精神。创业难，守成更难——这不仅是治国之策，更是为人之道。